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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朱棣看来，凡是在战斗中不怕死、敢打敢拼就是值得嘉奖的有功之人，而这些表现优异却没机会“当先”的将士，应该算是次功。

    理论上来说，朱棣最初设置的三等战功很合理，可是记功制度却存在着严重的漏洞！

    因为人是没有上帝视角的，谁也做不到如实的记录明军将士的表现。

    就如争先冲锋，将领是否真的冲锋了，实际上只是负责报功的主官一句话的事。

    无法监督自然会滋生腐败，所以朱高煦推行新兵制时，每个军级作战单位皆除了设置军法司，还设置了抚宣司。

    凡是队级作战单位，皆设有两名军法官，平时维护军法纪律，战时负责统计战功、督战及记录本队士卒伤亡等事宜。

    此外，副队长的职责之一，也包含记录本队士卒伤亡及立功情况。

    抚宣司负责各军士卒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作风，还有辖区内哨及以下各级军事作战单位的武官评品、选授及兵马名帐、调遣之政令。

    屯级作战单位开始就设有抚宣官，其职责之一就是监督与抽查各队军法官是否履行具体的职责。

    若有副队长贪功，那么士兵可以找军法官告状。

    军法官是自成体系，与队长平级，比副队长还高一级，双方更没有上下级关系。

    处理违法乱纪的军官及士兵，是体现军法官办事能力的一种形式。

    因此，军法官勾结基层军官贪墨士兵军功的情况，在新兵制下几乎没有。

    就算有，士兵还可以匿名或实名到军部军法司举报。

    军法司有人专门负责处理士兵的举报事件，一旦核实，皆会从重处罚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在军法官、副队长、抚宣官的三重保障下，明军对战功的统计就更加合理与贴合实际情况。

    言归正传。

    按朱高煦颁布的《大明军功令》规定，新兵制下的战功制度分为五等，奇功为上，准奇功次之，头功再次之，最后是次功、勤功。

    所谓准奇功，顾名思义，即战功接近奇功，但还差一点点。

    奇功、准奇功、头功、次功主要是针对领兵将领的战功评定。

    立下奇功者，有爵的爵位连升三等，无爵的封乡侯，军衔连升三等。

    立下准奇功者，有爵的爵位连升两等，无爵的封县伯，军衔连升三等。

    立下头功者，有爵的爵位升一等，无爵的封亭伯，军衔升两等。

    立下次功者，有爵的不升爵位，无爵的赐子爵，军衔升一等。

    至于勤功，主要针对中低层军官以及基层士兵而设，即服从号令出战杀敌，但所获不多，却跟着主将打了胜仗，有勤勉任事的劳苦之功。

    即便有些军官或士兵没有斩杀敌人首级，但只要跟着主将打了一次大胜仗，也可以官升一级或军衔升一等，寻常胜仗则每人赏赐银圆十两。

    依照《大明军功令》的规定，核算军功除了战功之外，还有按首级记功的首功，具体以杀死敌人后割掉的两个耳朵数量为首级统计标准。

    按杀敌地域不同，首功分为四等，一等是斩获北虏首级一颗可官升一级，二等是斩获辽东女直首级两颗可官升一级，三等是斩获番苗蛮贼首级三颗可官升一级，四等是斩获内地反贼、山贼首级六颗可官升一级。

    这四等首功皆以三个首级为上限，超出上限的部分只给予物质赏赐，不升官。

    所谓的物资赏赐，主要是银钱，具体如斩获北虏首级超过三个之后，凡生擒北虏一人者，赏银圆十两，斩首北虏一人首级赏银圆八两，上不封顶。

    其他斩获辽东女直、苗蛮、反贼首级超过三个的部分，皆以此类推。

    除北虏以外，苗蛮、女直、反贼三等首功中，妇女、幼男的首级不作为升官依据，只作为物质赏赐的依据。

    至于北虏壮男、幼男、妇女的首级均作为升官依据，不同在于，若首级属于壮男升官为实授，若首级属于幼男、妇女则只授予署职，即代理官职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军官的奖赏与部下斩首数量挂钩。

    队级军官，部下每斩首五颗可官升一阶。

    哨级军官，部下每斩首十颗可官升一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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