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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朱高煦耐心的解释道。

    洪武元年三月初一，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做了一件与天下女人们，尤其是生活在皇家的女人们有重大关系的事情，即命令大儒朱升编订《女诫》，并刊刻全国发行。

    《女诫》的主要内容是历代贤德后妃的光辉事迹。

    当时，朱元璋在后宫开设讲堂，由主编朱升亲自主讲，包括皇后在内的所有嫔妃都要列席旁听，认真学习。

    之所以说负责编订的朱升是“主编”，而非作者，乃是因为这部《女诫》大有来头，它最早出自东汉女文学家班昭之手。

    朱元璋命朱升重新编纂的关键原因，在于他希望皇家的女人，特别是后妃必须具备一个优秀品质，即不擅自专权干政。

    而这一条，自然被朱升写入了编订版的《女诫》之中。

    此后，《女诫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都是大明朝女人道德品质的基本评判守则，无论宫廷还是民间，执行的皆是这一套标准。

    在朝廷的大力推广之下，《女诫》不但风行全国，更是在朱高煦改变历史走向之后，相继诞生了两个“升级版”。

    一个永乐大帝朱棣的皇后徐妙云所编的《内训》，另一个则是永乐朝的太子妃李瑶所作的《女范捷录》。

    《内训》吸收《女诫》中“后妃不干政”精神，并将其理论观点细化，以单独成书的方式深入解读。

    《女范捷录》则继承发扬《女诫》中关于好媳妇的各类评价标准，不仅以理论的形式进行剖析，更精选唐宋时期以及洪武、永乐年间发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人好事，真实记录并热情讴歌。

    《内训》、《女范捷录》加上唐朝宋若翠的《女论语》，以及班昭原版《女诫》，在永乐后期被天下的读书人并称为“女四书”。

    “太祖皇帝命大儒朱升编订《女诫》，你的奶奶编著《内训》，你娘著作《女范捷录》，除了教化天下的女子之外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确保后世之君的后宫妃嫔，从皇后到宫女，皆是不会干政的好女人。”

    朱高煦接着道：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太祖皇帝煞费苦心，除了命人编订《女诫》之外，特地在选妃制度上，定下了调子。”

    “虽然从表面流程上看，我大明皇室选妃的过程与历代王朝相比不大，皆是先四面撒网，从民间选拔，然后才层层淘汰，筛选出最合适的那一小撮人。”

    “但是相比之下，我大明皇室选妃，却是历代之中最接近底层的。这是因为太祖规定：‘凡天子，亲王之后，妃，宫嫔，慎选良家女为之，进者拂受。’”

   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皇帝以及亲王的老婆，无论是正房的皇后、正妃，还是偏房的妃子、姬妾，都要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，优先选择“良家女”，至于那些主动进献的“美人”，一概不准接纳。

    朱高煦是穿越者，他知道后世学者在明代历任皇帝的谕选敕文之中发现，所谓的“良家”便是低级官吏、无官士绅以及儒生之家。

    “朕与你说这些，就是想让你明白，符合咱皇家要求的女子，虽然有很多，但每次甄选，都得慎之又慎。”

    朱高煦最后总结道：“这样，从今往后，我大明的皇太子在正妻太子妃之外，还可以设三十六名妾，即两侧妃、八才人、十选侍、十六淑女。”

    “儿臣遵旨！”

    朱瞻域连忙躬身领命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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