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(1/3)页 “殿下,汉朝有七国之乱,晋朝有八王之乱,而这都是分封诸侯王引起的动乱。太祖皇帝当初分封诸王,主要是为了让诸王节制北方的军队,抵挡蒙元人的进攻, 防止边将作乱。” 解缙恭声道:“太祖晚年改封诸王于海外建立宗周之封国,假以时日,海外诸侯国力强大起来后,不愿再接受朝廷的约束而选择自立,甚至反攻朝廷,如此引发的动乱只会比汉朝的七国之乱、晋朝的八王之乱更加严重。” “当然, 臣也知道,臣的这个想法有些杞人忧天了, 那是三百年甚至五百年以后的事。可是,若现在传授诸王为君之道,诸王就藩建国以后,将会更快的发展国力,这对朝廷不利。” 解缙的意思很直白。 如果让诸王学会了为君之道、帝王之术,那么将来诸王建立的诸藩国,将会发展的十分迅速。 很可能几十年之后,就有藩国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。 这对朝廷极其不利,毕竟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地位。 朱高煦看向方孝孺,问道:“先生还记得唐太宗在《帝范》里是如何评价分封制的么?” 方孝孺不敢回答,只能告罪道:“回殿下,臣记不清了。” “昔周之兴也,割裂山河,分王宗族。内有晋郑之辅,外有鲁卫之虞。故卜祚灵长,历年数百。秦之季也,弃淳于之策,纳李斯之谋。不亲其亲, 独智其智, 颠覆莫恃,二世而亡。斯岂非枝叶不疏,则根柢难拔;股肱既殒,则心腹无依者哉!” 朱高煦可是背诵过《帝范》,当即缓缓背出了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的话。 “汉初定关中,诚亡秦之失策,广封懿亲,过于古制。大则专都偶国,小则跨郡连州。末大则危,尾大难掉。六王怀叛逆之志,七国受鈇钺之诛。此皆地广兵强积势之所致也。” “魏武创业,暗于远图。子弟无封户之人,宗室无立锥之地。外无维城以自固,内无盘石以为基。遂乃大器保于他人,社稷亡于异姓。” 朱高煦接着说出了他的理解。 “唐太宗认为,周王国施行分封制,从而享有了八百年的国祚。秦兼并六国, 却矫枉过正, 废分封而置郡县, 最终二世而亡。” “刘邦建立汉王朝, 吸取秦王朝之教训,广封亲族,即便中间被分成了前后两汉,但总归享国四百年载,且建立后汉的汉光武帝就出自汉室宗族。” “曹丕代汉自立,曹魏因为像秦王朝一样没有分封亲族,失去了宗王拱卫,以至于国运短暂,被司马氏篡权。” “因此,唐太宗支持分封宗室,以拱卫中央皇室,如周、汉之国运昌隆,否则便可能会重蹈秦、魏没有施行分封而短命的覆辙。” 朱高煦心里明白,就像大明王朝一样,在开国之初,明太祖朱元璋大封藩王,确实为边疆与天下的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 即便历史上爆发靖难之役,乃至到最后燕王朱棣攻占了京师,也没有出现天下到处有人揭竿而起的失控局面。 这个道理,同样适用于周王朝、汉王朝。 “不过,唐太宗并没有忽略分封制引发的问题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,分封到各地的宗王与当朝皇帝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,各藩国对朝廷的忠臣度也就会越来越小。” 朱高煦的目光依次从解缙、黄淮、方孝孺等人脸上扫过,缓缓说道:“历史证明,在不削藩的情况下,时间一长,藩王就会成长为盘踞一方的诸侯,并最终摆脱朝廷的掌控,甚至想取朝廷而代之。” “比如,自战国之始,周天子便成为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,而七个大国的国君才是真正的统治者。” “同样,在汉王朝景帝时期,各自盘踞一方的七个诸侯国,也想推翻汉朝廷,从而引发了七国之乱。” “因此,唐太宗在《帝范》之中,准确的指出了诸侯强弱对朝廷的影响:‘夫封之太强,则为噬脐之患;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。由此而言,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。使轻重相镇,忧乐是同。则上无猜忌之心,下无侵冤之虑。此封建之鉴也。斯二者,安国之基。’” 朱高煦说到这里,沉默了一会儿。 他已经借唐太宗之口,表达了他的观点。 唐太宗认为,分封到地方上的诸侯,若实力太强,朝廷就会无力控制,终会成为心腹之患;反之,实力太弱的话,却又难以作为朝廷统治地方的根基。 所以,最佳的分封方式,应该是多分封,既可以削弱诸侯的实力,又能让诸侯占据的地盘之间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互相牵制。 如此一来,诸侯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出现一家独大者,加上之后的持续分封,诸侯国与朝廷的实力差距也会越来越大。 既然斗不过朝廷,诸侯国便不会再有非分之想,这样便能保证上下同心,朝廷不用猜忌众诸侯,众诸侯也无需担心朝廷举兵攻伐。 “诸位,众建诸侯并非唐太宗想出来的方法,早在汉七国之乱前,那些地方上的藩王已有尾大不掉之象,贾谊在《治安策》里提出‘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’,虽然当时汉景帝没有采纳,但到了汉武帝时期,朝廷依旧颁布了《推恩令》,从此诸侯国的实力便难以再与朝廷抗衡了。” 贾谊的建议是取消嫡长子继承藩国王位的旧制,施行把藩王封地继续分封给其所有儿子的新制度。 第(1/3)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