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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程灵和赵久龙倒没想到居然那个人证就在现场，这个质疑再也无法提起了。询问确证之后，只好听那常之远继续陈述。

    杨帆坚持要从七夕那晚讲起，当然是为了坐实潘君艺用心不良，否则这件案子的起因就成了一起单纯的因为索债而酿成的悲剧，他对这相关的两起案件的判决，其道义基础就荡然无存了。

    大理寺当初问案时，本就有意偏袒潘家，所以根本没有认真查证这位相关的刑部公人，他们刻意地把重点放在了“索债—杀人”上面，不想牵扯太多。不曾想当晚的见证人横空出世，居然就是本案主审，他和常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，这个证人大可做得。

    程灵无奈，只好打起精神，试图在接下来的案情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。可是他听那常之远陈述着，却是越听眉头皱的疙瘩越大。

    常之远讲的很细致，诸如潘君艺逼迫常家偿还赌债，他的父亲如何悲愤理论，如何发生口角，潘君艺厮打中如何扼住他父亲的喉咙，他父亲脸孔涨红几欲窒息，他上前救父时被潘君艺一把甩开撞在棺木上，如何顺手抓起灵位冲上前去击打，胡乱击打一番后如果发现潘君艺颓然倒地，脑后有血……程灵越听越不对劲儿，这桩案子在大理寺时就是由他审的。那时常家父子的口供与现在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可又大大不同。说它相同，是因为事情经过一模一样，说它不同，是因为……他现在说的太细了！

    当初在大理寺的时候，常之远的口供很简单，就是讲潘君艺登门讨债，他和父亲正为亡母烧纸，父亲愤怒之下与潘君艺发生了口角，两人厮打起来，他又惊又怕，上前拉架，因为年幼体弱，被潘君艺甩开，就拿起……现在说的过程并无二致，只是加了一些描述性的词儿，诸如父亲被“扼住喉咙，”“脸孔涨红几欲窒息”，他被甩撞在棺木上，“顺手”抓起灵牌，“胡乱”击打几下，待潘君艺倒地后，这才“猛然发现”他脑后有血……只是加了几个形容词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父亲在厮打中要被潘君艺活活掐死了，而他上前解劝却无力阻止，惊慌之下顺手抄起灵牌，只是想要阻止潘君艺行凶……程灵当然清楚在判决时这些关健词意味着什么，他立即很敏感地就这些细节反复质询起来，虽然他貌相庄严，板起脸时更加骇人，那常之远被他骇得小脸惨白，浑身哆嗦，但是对于这些陈述始终没有改口。

    程灵的反复确认，反而让这些小细节在供词笔录中显得更加明显了。

    杨帆本来就没有教这个常家小子作伪供，这种老实巴交且又年轻识浅没甚么见识的孩子，如果你教他一些伪供，根本不需要动刑，那些有经验的司法官员只消动上一点讯问技巧，就能套出虚实。

    杨帆……只是对他做了一点小小的启发而已。

    常家父子都是笨口拙舌的人，或者说，以他们的素质，不知道供述时该怎么说、说些什么。再加上当时的场面太过激烈，他们身为局中人，肯定会忽略一些东西，于是他们在供述时，就只能干巴巴地讲个粗略的过程，这一来，旁人自可在细节上大做文章。

    杨帆前些天在二堂审问这对父子，反反复复、来来去去，颠颠倒倒，其实就只做了一件事情：诱导性发掘！

    杨帆把他父子二人忽略了的细节都给挖掘了出来，把他父子二人已经无法记起的空白部分在一次次的询问、提示、假设、推测中帮他们完善了起来。

    被杨帆挖掘出的细节，本来就是他们的经历，只是疏忽了，或者不觉得有供述的必要，如今既然想起来、说出来，他们当然不会再改口。

    杨帆依据他们供述的事发过程，在提示、假设、推测中帮他们添补到记忆空白区里的东西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记忆，他们已确信无疑那是他们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东西，你就算拿着测谎仪也休想证明他们在说谎。

    程灵有些坐不稳了，可是常之远的供词与他在大理寺的供词并不冲突，仅仅是更细致了而已，他能提出什么疑议呢？质疑常之远为什么在刑部的招供比在大理寺时更细致？那就只能得出一个刑部办案谨慎，大理寺问案草率的结论了！

    何况御使台也不可能帮他站脚助威，御使台是主张轻判的。所以赵久龙出手必定是在量刑的时候，那时才与刑部就轻判与免刑一较长短，目前他绝不会扯杨帆的后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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